从内容丰富、范围广泛的诸多慈善活动中，我们可以看出朱葆三的慈善事业有如下三大特点。
一、朱葆三的慈善事业得到受众的充分认可。由于朱葆三热心公益慈善事业，民心向之，在上海慈善界逐渐取得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。广大慈善组织更是仰赖其以为生，朱葆三在“佳电”事件以后想辞去众多慈善组织职位，但慈善组织却极力加以挽留。如1919年7月1日，新普善堂、妇孺救济会、中国红十字会、普益习艺所、栖流公所、闸北慈善团、上海联益施材会、虹口普济善堂、闸北惠儿院、西门沪西慈善会联合在《申报》刊登《敬告各界为商会总董朱葆三先生共鸣不平启》。7月5日，上海仁济善堂更是召集全体董事特开紧急大会，一致表决竭力挽留总董朱葆三，还发布《仁济善堂挽留总董函》，曰：“闻先生因有感触，致抱悲观，尽举平日所负各机关之义务而辞去。本堂总董一席料在被弃之列，消息传至，惶急万分……公决恳请俯念同人挽留情切仰赖多方，总董一席仍希继续。”朱葆三去世后，中外名人李佳白、马相伯等盛赞其“乐善好施盛德”，其“行状”则赞曰：“所为公益慈善教育事业，若堂、若局、若医院、若学校、若山庄、若公会公所，或为先生所手创，或他人所主办，必推先生董理其事。”
二、慈善组织的多样性和救济手段的先进性。朱葆三的慈善活动呈现出多样性的色彩，组织形式和组织功能都不单一，诸如兴学办教、办时疫医院、资助基础设施建设、运输救济粮等，不一而足。民国初年，他参与创办的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代表的慈善协调机构的出现，使原来分散的各慈善机构开始携手合作，共同救济需要救助的人们，充分显示出慈善资源优化组合的良好效益，更有利于慈善事业发挥博施济众的社会功能。
至于救济手段的进步，首先是以《申报》为代表的报刊媒体的介入和推动。随着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兴起，各类报刊、杂志对各地灾情及其救济情况作详细、及时的报道，扩大了慈善组织的社会影响，有利于赈款的募集。朱葆三就长期在《申报》上为灾区刊载募捐启事、收款通告等。其次是新式交通工具在运输粮米上的投用。传统的运粮方式多为肩挑马驮，水运车载，不仅运输时间长，运载量有限，而且成本高昂，耗费巨大。朱葆三多次利用自己创办的轮船公司进行救灾粮的运送，推动中国慈善事业渐渐由传统向近代转换。
三、慈善救济区域的全方位开放格局。民国初建后，近代中国的一些慈善机构已不再拘泥于本地区，而是超出地域界限，对全国各地的灾民都予以接纳救济，并逐步延伸到了海外。朱葆三深受影响，他创办的中国红十字会、河南义赈会、华洋义赈会等组织在这时期大大拓宽了近代慈善事业的救济范围。如武昌起义后，中国红十字会对交战双方伤病员进行战地救护。1919、1920年，设于上海的河南义赈会、华洋义赈会对发生饥荒和涝灾的河南进行赈济。1923年，中国社会各界向遭受强震的东京民众捐资捐物，朱葆三代表上海人民出访日本，为灾后日本重建家园的工作提供了援助。总之，随着慈善资源的整合与改善，中国的慈善事业在近代变迁中渐渐融入了国际社会，并且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加快了自身近代化的步伐。
(来源：《浙江海洋学院学报》)